股票配资程序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想分裂，朱德：贺老总很有办法_贺龙_红六军团_部队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拒绝北上，从而使两支部队“分道扬镳”股票配资程序。一年多以后，红四方面军南下四川受挫，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命令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当时还不叫红二方面军）北渡金沙江股票配资程序，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北上是中央自始至终的战略路线，可张国焘此举却另有打算。多年以后朱德回忆：“

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

”。

在草地分兵之前，红军使用的电台已经被调整。其中，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系的电台被调到红军总部，由张国焘及其下属主管。因此，直到甘孜会师之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并不太清楚张国焘另立中央、拒绝北上等具体细节。既然张国焘并不愿意北上，为什么又让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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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可以另立“中央”，也可以单独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可对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还有些顾虑。随着红四方面军南下四川遭遇巨大的损失，红一、红三军团与陕北红军会合并且在陕北已经发展了二十多个县，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林总的堂兄，八路军129师第一任政委）致电张国焘：不承认另立的“中央”，立刻率领部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也就是说，张国焘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北上之路，他仍然“心有不甘”。

张国焘急迫地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就是想拉拢两支部队壮大自己，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实力。在甘孜会师以后，他向红二、红六军团派出多个“工作组”，还亲自与师以上的干部谈话。时任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修订红二方面军战史时曾经回忆：“他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那个军阀主义呀……”

红二、红六军团有被收编的风险，贺龙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他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也是后来朱老总夸赞的主要原因。

从朱德的角度出发，无论张国焘还有多大的野心和行动，都不能立刻和他“翻脸”，红四方面军的将士需要的是团结而非分裂。所以，他要求贺龙尽量与张国焘周旋；从贺龙的角度出发，他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张国焘对于这层身份还有一丝忌惮之心（当时张国焘要阻止起义，两人曾经大吵过一架）。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让张国焘很“难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国焘有很强的旧军队思维，即谁的实力强就听谁的。贺龙本就出自旧军队，于是他向张国焘提出请求：

部队在长征途中损失很大，希望从红四方面军抽调两个师补充至红二、红六军团中

。既然张国焘想收编别人的部队，那么先提供一定的资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于贺龙的真实意图，张国焘并不明确，可又不能断然拒绝。因此，每当他透露出想拉拢部队的意思时，贺老总就将同样的请求说出来。有了这样的理由，贺龙当然不用和张国焘又争又吵，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危机。

1936年7月5日，红二方面军成立，除了红二、红六两个军团外，还下辖红三十二军（新编入红二军团第五师）。红三十二军的前身是红九军团，由于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在草地分兵前均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而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也就是说，贺龙非但没有让张国焘的阴谋得逞，还新编入原红一方面军的部队。

在贺龙、朱德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始终未能控制住红二、红六军团。由于部队已无南下的可能，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陕北有了立足之地，红二、红四方面军最终从甘孜出发北上，这才有了后来的会宁会师。

无认是甘孜会师，还是后来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贺龙元帅都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张国焘开始有吞并红二、红六军团之心时，贺老总利用自己资历和身份巧妙地与他周旋，最终没有让红军再次被分裂的事情发生。如果说起他与张国焘的关系，那么贺老总有一句话最贴切：“

当你是共产党员时，我还是个‘军阀’（南昌起义时贺龙还未入党）；现在，我成为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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